最近网上流传一则新闻，说中国网民最喜欢传播负面信息。新闻中提到的Nielsen公司的亚太区报告我没找到，只找到了一份全球范围的报告。结合网上的新闻，大致可知的结果是：全世界范围内，亚-太地区网民最愿意分享负面感受，比例达到49%；拉美、中东和非洲其次；而欧洲和北美网民愿意分享负面感受比例最少，分别为33%和32%。而在亚-太地区，中国人愿意分享负面感受的比利时最高的，高达62%。

(图片来源：这里)

对于这个结果，自然各有各的解释。比如质疑中国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，或者批判国人的国民性。但我最近读了一些基因的文章，发现基因也可以对中国人更愿意传播负面信息作出解释。

5-HTTLPR基因

五羟色胺转运体基因 (5-HTTLPR)是目前被研究最多的一个与情感功能相关的基因。带有短型5-HTTLPR基因的个体，社会敏感性更高，特别对负性事件更敏感。他们也更容易受到生活中应激事件 (如离婚、伴侣死亡等)的影响而产生情感障碍，如抑郁。

(图片来源：Chiao & Blizinsky, 2010)

Chiao & Blizinsky (2010)统计了29个国家共50135名个体5-HTTLPR基因的出现频率，得到各个国家5-HTTLPR短型基因的频率分布。从上图可以看出，中日韩等东亚国家5-HTTLPR短型所占比例最高，大约为70%；拉美国家合土耳其居中；而欧洲和北美国家5-HTTLPR短型所占比例最低。这一结果大致可以与与Neilsen公司的调查结果对应。

在我看来，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结果。在中国，大约2/3的人带有高社会敏感性的基因，他们更容易对负性的事件敏感，也可能更容易分享合传播负性事件。这也许就是所谓“国民性”的生物学起源。

基因-文化共同进化理论

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大多数中国人对负面信息敏感，但为什么中国人患情感障碍性疾病的人并不多呢？早期在西方的研究发现，5-HTTLPR短型个体更容易遭受情感障碍。但对于5-HTTLPR短型个体占多数的中国来说，患情感障碍的比例却远远小于西方。Chiao & Blizinsky (2010)认为，这是由于集体主义文化的作用。按照基因-文化共同进化理论，基因的进化伴随着文化价值对环境的适应与影响。集体主义社会中的社会支持对社会敏感性高的个体有保护作用。

(图片来源：Chiao & Blizinsky, 2010)

为了验证这个假设，作者发现一个国家5-HTTLPR短型基因频率与该国个体主义-集体主义的趋势成正比。而个体主义-集体主义趋势可以作为中介变量，调节5-HTTLPR基因型对情绪障碍的影响。也就是说集体主义文化作为缓冲器，对情绪敏感性个体产生情绪障碍起着保护作用。

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，提示了基因不仅会影响个体行为，也会影响群体的文化价值。不过目前的结论还属于推论的性质，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完善整个理论。

Chiao, J., & Blizinsky, K. (2009) Culture-gene coevolution of individualism-collectivism and the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.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: Biological Sciences, 277(1681), 529-537. DOI: 10.1098/rspb.2009.1650

人体右侧占主导的偏策划实际上很常见，比如大多数人是右利手、右利脚和右眼主导。但对于接吻有点不同的是，接吻是两个人的事。如果两个右偏的人或者两个左偏的人接吻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当一个右偏遇到一个左偏呢？

两个心理学家蛋疼的研究了这个问题。他们让被试去吻一个真人大小的模特。第一次模特的头是竖直的，通过这次接吻可以判断被试的左右偏好。接着实验者调节模特的头像左或向右偏5, 15或25度。被试在每个角度上都会接吻5次，这样研究者就可以计算出各个角度上被试像左或向右偏的概率。

上图是结果，学过心理物理法的童鞋应该很熟悉。简单说来，右偏的被试更倾向于坚持向右偏。当模特的头向左偏了5度时，被试还有50%的概率试图更向右偏头。而左偏的被试则更灵活。当模特的头向右偏了5度时，被试也就会跟着变成向右偏。这个结果是很容易理解的，因为左偏的人更容易遇到冲突的情况，因此他们在很多时候需要做出妥协。这就是少数派的代价。

感谢 Improbable Research 介绍了这篇文章。

van der Kamp, J., & Canal-Bruland, R. (2010). Kissing right? On the consistency of the head-turning bias in kissing Laterality: Asymmetries of Body, Brain and Cognition, 1-11 DOI: 10.1080/13576500903530778

电影就是要抓住观众的思想。导演们都希望自己的电影可以让观众能够沉浸其中，吸引观众的注意，诱发观众达到想要的思想状态和情绪体验。制片过程中可以用很多手段来诱导观众的思维，比如用蒙太奇或联戏剪辑的手段。但用电影来操控观众思维的愿望却一直没有办法来直接验证。而目前渐渐兴起的神经电影学 (neurocinematics)，使得用神经活动来评价电影成为可能。

Hasson 在2004年在Science上发表的文章验证了用功能磁共振 (fmri)评价电影的可能性。他们的思路很简单却很巧妙，如果电影可以引起观众神经活动的起伏响应，哪么不同观众在看相同电影时的神经响应应该是相似的。因此，他们让被试躺在MRI机器中观看电影片段，而后采用了他们采用了试间相关 (ISC)的方法计算不同观众相同大脑区域神经活动的同步性。在没有在看电影时，不同观众的大脑活动显然都是无关的。但如果这些观众在看同一部电影，由电影诱发的神经活动就会显示出相似的模式。相应大脑区域的ISC值就会很高。如下图所示，大脑的视觉加工皮层，听觉加工皮层以及颞叶和顶叶等区域都会显示出很高的同步性。但负责高级认知加工的额叶皮层却很少同步。

上图所示的激活区域是合理的。在看电影时，视觉与听觉加工都会随着电影的进程而紧密响应，因此会同步。而一些负责特异性加工的专门区域，也会产生同步。比如颞叶和枕叶中负责面孔加工的梭状回面孔区 (FFA)会在电影中出现面孔时激活，而负责场景加工的海马旁回 (PPA)会在电影中出现场景时激活，而当电影中的角色使用工具时 (比如用手点烟或者开枪)，顶叶皮层将会同步激活。但是，每个人看电影都会有自己的理解，因此负责高级认知加工的的额叶皮层几乎没有同步活动。

不同观众神经活动的同步性可以被称为群体卷入性 (collective engagement)。考察不通电影引起的同步活动的区域的大小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电影对观众控制程度的大小。比如上图4部电影拍南端的比较结果，现希区柯克的《断魂枪声》片段引起了65%大脑区域的同步激活，莱翁的《黄金三镖客》片段引起了45%大脑区域的同步激活，而拉里·戴维的《抑制热情》片段只引起了18%的大脑区域的同步激活，最后是一段在纽约华盛顿广场公园拍摄的自然场景视频，只引起了5%的大脑区域的同步激活。

同步性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应艺术控制的成功性，可以用来评价不同剪辑的效果好坏。如果进一步在精细的时间维度上考察每个镜头引起的同步性的好坏，甚至可以对电影剪辑起到很大的指导作用。当然，同步性低的电影也未必不是好片，不同的导演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。不过像神经电影学这样客观而“科学”的方法，一定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据说好莱坞已经在用神经电影学的方法制造电影了。

PS: 在北京实验室时，LH 老师 Hasson 的评价很高。他是犹太人，博士毕业于以色列著名的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，目前在 Princeton 做助理教授。今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第7届国际认知科学大会上 (ICCS 2010)将举行神经电影学之夜，感兴趣的可以去围观。

Hasson, U. (2004). Intersubject Synchronization of Cortical Activity During Natural Vision Science, 303 (5664), 1634-1640 DOI: 10.1126/science.1089506

Hasson, U., Landesman, O., Knappmeyer, B., Vallines, I., Rubin, N., & Heeger, D. (2008). Neurocinematics: The Neuroscience of Film Projections, 2 (1), 1-26 DOI: 10.3167/proj.2008.020102